今年春运在持续寒冷大雪中进行，众多火车被滞留在铁道上，汽车延绵在公路。火车站人山人海，只是不能用热火朝天形容了。我坐在办公室都冷得发晕，可想堵在路上的人民大众。网上很多求救的信息，还有一些要徒步救人。这些情况，不正是《后天》“The Day After Tomorrow”描述的吗？
这次救灾也不是完全是坏事，至少检验了政府和人民在极端状况下的救灾和反应能力；今年的黄牛党大概没啥生意了；火车上的食物没有涨价，相对于公路上一些50元一个泡面、20元一杯热水，实在是非常厚道。
发信人: Aber (咔咔), 信区: GoHome标 题: 广州春运流花安置中心工作人员的手札
发信站: 水木社区 (Fri Feb 1 18:07:25 2008), 站内
（前言：2008年1月29日中午1点到晚上11点，我作为政府部门紧急预案成员单位的普通工作人员，在广州市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流花路展馆与因为运输系统瘫痪而被迫滞留广州的旅客们共同度过了10个小时。这是我第三次以政府雇员的身份直面“春运”，也是所见“春运”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次。饥饿的折磨、严寒的煎熬、无望的等待，这些都不是我写下这些文字的动力——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历史中，记载着更多更严重的景况。
我只是想结合自己的一些经历和思考，陈述那短而长的10个小时，以及在10个小时背后，中国人那亘古未变的茫然。）
2008年1月29日星期二，早上有雨，所幸并不大，在上午10点半左右，阴霾的天空忽然出现了一点亮色。老同志悠悠吐一口烟，对我说：好啊，天要放晴了。
天要放晴了。
从1月26日京广线陷入瘫痪以来，这一句话是何等的珍贵啊！
11点半左右，从交易会馆那边传来消息，说是人渐渐少了，应该是都知道了火车在三五天内都停开的消息，各自散去了。说话的人话里透着乐观，听的人心里便也很轻松。
春运、晚点、滞留……这些词语对每天在办公室里忙着用OA系统收发文的行政人员和对为肉价上扬牛奶每箱贵了20块而惆怅的广州市民来说，遥不可及。电视里省长、市长启动春运紧急预案的新闻跟自家饭桌电磁炉火锅里的那块肥牛永远是风马牛不相干。
中午1点，由于听说环市路一带交通堵塞情况已经非常严重，我和同事于是乘坐地铁二号线，从越秀公园站下车，步行前往广州市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流花路展馆。
能容纳十多万人的会展场馆是广州对外开放的窗口，但今天这里被政府部门借用成为临时的庇护站，为十多万滞留旅客提供一个避寒避雨的去处。
从地铁站到会展场馆入口的路上，旅客稀稀拉拉的，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可怕，甚至还比不上我之前两次组织“青春暖流”志愿者服务所见到的景象，我们的心情这才真正轻松起来。
交接班之后，安排我们主要的职责是广播最新的列车情况，宣读一些寻人启事和公益提示，任务并不重，只是不能离开监控室。天气阴冷，留在室内不见得是坏事，我们都很高兴。想想往年站在一线疏导旅客的经历，便想今年真是轻松了。
然而屁股还没有坐热，屏幕上就突然出现一大群人，摩肩接踵地涌进我们所在的7号馆。后来听到的消息，据说是火车站那边已经人满，要把人流往这里疏导。据说而已，在这个时候，任何消息既可能是真，也不排除是假，就先听着吧。但有一件事情是真的，那就是火车站广场在这几天确实出现过几次群众冲击警戒线的骚动，这可是广州电视台的新闻主持人陈扬的亲见。骚动的原因是什么，在后面会提到。
监控屏上一边是源源不绝的旅客蜂拥而至，另一边是武警交班，成三列纵队地整齐向馆外开拔，粗略一数，至少在500人以上。旅客的数目则以百倍计。有个未经证实的消息说，走了一万旅客，又来了三万，滞留旅客尽管未如媒体夸张地说的有50万，但15万以上总是有的。
而这时铁路系统瘫痪已经进入了第四天，就我所见的记录，29日全天发出的列车班次不超过两位数。
在这个宣告京广线瘫痪的数字背后，是仍然没有放弃希望，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旅客。
为什么要过来？
坐在温暖的三房一厅用等离子电视观看新闻的人们是不会明白在繁华都市的背后，艰难生存的族群的生活方式的。工厂停工放假，厂房关闭，宿舍关门，辛苦一年要带钱带物带人回家见父母见妻儿的外地务工者如候鸟一般，早已习惯了这种一年一度的迁徙，他们万料不到的是这一年的严寒掐断了回家的路。
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已经没有退路。
政府安排免费的大巴送他们回去，可是他们聚集在这里，不就是为了要回去、要回家去吗？难道要再回中山、回顺德、回东莞，回到那些他们从来没有这个时候出现过的地方？我曾经在城中村的制衣厂生活过颇长的一段日子，亲眼见到过年的时候，工人宿舍的门总是紧锁的，如果他们这个时候回去，谁会给他们提供钥匙？
在广东过年，这句话容易让滞留的人们不寒而栗，他们很清楚他们的腰包里的那点能换面包跟床铺的花花绿绿的纸的厚度，能支撑他们在广东生活几天。
等待，似乎并不是一种选择，但当人们在火车站周边滞留了三四天后，就已经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
退无路，只有盼望前有路。
下午3点，场馆里人头涌涌，外面的旅客还是络绎不绝。多次广播呼吁旅客们上二楼，但又有谁愿意拖着那一大包行李爬楼梯，又有谁愿意去冒错过列车的风险到楼上去。
只好再开放5号馆。
5号馆开放的广播播出不到2分钟，我一抬头，人就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站满在5号馆的监控屏里。我不由倒吸一口冷气。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们不停地通过广播，把人满为患的场馆的旅客调度到稍微空荡一点的场馆去。屏幕上，满是拖着行李走来走去的人。我望着他们，心想你们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不好好坐着，来来回回的再忙活，也上不了车啊。
这时，发生了一次戏剧性的骚动。
在这个人心浮动的时刻，调度和广播虽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但却可以有效缓解拥挤，安抚旅客的情绪，因此监控室有如战略要地，外面看似宽松，其实暗藏警力。除了工作人员，任何人都不得随意接近，只有拿着寻人启事等公益通知的志愿者能到门口跟我们传递信息。
可是，总是有心焦的旅客冲过来，询问自己列车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出发。有些志愿者被他们磨得没有办法，就会把人带上来，请我们帮忙。
一个要回昆明的旅客就是这样找上了我。
他身材高大，却被沉重的行李压得佝偻着背，竟显得比我还要矮小；他像一个驼背者般辛苦地抬起头望着我，眼里充满渴望和乞求。我不忍心看他风尘仆仆的脸，眼光落在他背着的布袋上。袋子该是用了很多年，浆洗得掉了颜色，外层也破损不堪，怕是因为耐用，所以还没有退役。袋子很大，塞得鼓鼓的，能把一个高大结实的成年人压得直不起腰，该有多重呢？
我狠狠地告诉他，现在雪灾，车开不了，什么时候能通车还不知道。他的眼神一下子黯淡了，低着头走开了，我目送弯得更低的背影，心想有多少像他这样的人已经弯着腰等了超过三天了？
我无意安慰他，只想他尽快卸下背上的行李，好好休息。
下午5点，忽然有几百名旅客拖着行李小跑着围拢过来，集聚在监控室的门口，后面的人还越跟越多，我们的神经一下子就紧绷起来。
门马上锁上，干部们站在门口挡着潮水一样过来的人群，干警们也从各方跑来，一时竟有点对峙的紧张。然而七嘴八舌之后，干部们都又好气又好笑。原来他们是看了一个工作人员拿着一块写着“北京”的牌子走进监控室，便以为这里准备通知发车了，于是有人跑过来打听消息，却不知道后面更多的人盲目地全跟了上来。
所谓“盲流”，在这里大概不是一个贬义词。
知道是一场误会之后，人们无奈地散去，监控室外的警戒线也由本来的一米延伸到五米开外，干警们聚在一起，拉起了一条黄色的警戒带，防止再有同类的事件发生。
之后我在10号馆的监控屏又看到了相近的一幕。
10号馆本来是候车馆，最初两天有列车开出的时候，那些旅客都是通过广播聚集在10号馆，然后由大巴运上火车。可是大量旅客却以为只要在10号馆待着就一定能上车，全拼了命的往那边挤，结果水泄不通。
傍晚时分，10号馆的人蓦地全站了起来，眼睛都望着同一个方向，人们互相推挤着，却因为本来就太拥挤而动弹不得。我不在现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春运指挥部并没有向我们发出什么指令，想必又是群众高度敏感的神经被一个细节擦着了火花，产生了这一次无因的骚动。
推挤的人群很快平静下来，该是听到了那边的工作人员的广播，辟清了谣言。
可是站起来的人都没有再坐下去。他们的目光统一地望着一个方向，我知道那是最初开门让旅客坐上大巴的方向。
骚动的原因，不是有人故意捣乱，不是无理取闹，而是旅客们返乡的迫切心情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迫近临界点，已经经不起一丝的刺激。
广铁集团的一个员工担忧地说：再这么下去，会不会暴动啊？
暴动？
一群被天灾逼得在寒风冷雨里滞留了四五天的外地人，饥寒交迫，夜不能寐，心急如焚，互不相识，手无寸铁，行囊如山，他们怎么可能发生暴动？他们哪里还有组织暴动的气力和心情？
政府也绝不会担心他们暴动，大量到场维持秩序的干警，只是为了确保人们不会因为那些无因的骚动而造成群死群伤的意外而已。
只希望不会有人抱着看热闹的心态作壁上观。
无论是政府还是旅客，需要的都是温暖、信任而不是冷眼和怀疑。
天不如人愿，晚上7点，一直细细飘着的雨丝渐渐密集起来。天，并没有放晴，而是如天气预报所说的，正酝酿着下一个低温。
冷。好冷啊！
我们坐在监控室里，听着窗外的雨点肆无忌惮地响亮地落在地上，冰冷沿着双脚贪婪地往上爬。
宣传部的一位同志羡慕地看着另一个抱着热水袋的小女孩，说：我本来也想带一个过来的，可是想着值班要带这个，影响不好……
在这严寒的天气，哪还管什么影响好不好的问题。
挤不进厕所的小朋友，撅着小嘴在过道上尿尿；刚吃完泡面的旅客，放不下手边的行李，把垃圾就近扔掉……仓廪实而知礼节，清洁工人们叹一口气，抱怨一声“交易会自开馆那天到现在都没这么脏过”，也终究是要把满地的垃圾清了一次又一次。
雨越来越大，天气越来越冷。
饭还没有来。
是因为堵车？是因为来不及准备？是因为前几天免费派发的饼干和水遭到了哄抢？
总之，7点多了，饭还没有来。
局领导来探望我们，带来了热腾腾的饭菜和炖汤，我们慢慢地吃着，觉得无比的幸福，抬头看看屏幕上的群众，又觉得有点心虚和愧疚。
就在这时候，窗外传来了忙乱而紧急的脚步声，是一大群人在奔跑。
我走到窗边一看，5号馆的人们空群而出，拖着举着背着沉重的行李，多数人没有打伞，只顾着奔跑。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奔跑，要跑去哪里，只知道这时候正下着那天晚上最大的一场雨。
路边的花盆被踩倒了，不管！
小孩子淋着雨高声哭着，不管！
身上穿的衣服转眼就湿掉了，更不会管！
几个明显是冻伤了脚的旅客一折一拐地跑着，他们连肉体的痛苦也不再管了。
我看着穿巷而过的人们，心里发酸。
从我懂得时事起，“春运”总与“战役”相关。我曾经很纳闷和平时代的节日运输怎么会跟血肉横飞的战役扯上关系，但今天我不得不承认2008年的春运是一场最难打的战役，是一场人与天较量的战役。
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我们的春运才再不会是战役？
春运指挥部没有给我们发来什么消息，奔跑的人们终究是要退回来，今年春节，他们的出路在哪里？
春运的出路，又在哪里？
电视里，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正在讲到广州的春运。原来这里滞留的人们还不是最悲惨的，电视上播着冰封的路上停滞不前的一长串汽车，油烧干了，一车的孩子断水断粮，一下子病倒了几个，人们束手无策，当然，电视播出的时候，送温暖的队伍和救护员也到了现场。
2008年1月初，中央电视台曾经有一个孩子很世故地告诉记者她打开的网页“很黄，很暴力”。
没有人相信她。
2008年1月29日，出现在中央电视台屏幕上的孩子们衰弱地看着镜头，什么都没有说，却又在不容置疑地诉说着：
很冷，很绝望。
看着他们，监控室里很安静。
我心里有点堵，于是在晚上8点左右请了假，到楼下去探望在志愿者协会工作的同事。
晚上进来场馆里的人明显更多了，人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有些人摊开棉被睡着了，更多的人只能挤在一起，眼神一片茫然。
楼下的志愿者们围坐在一起，眼神也是茫然的。一群没有经过训练、空有热诚的年轻人在这里其实只能起最低的安抚作用，顶多也只能帮忙做做杂工而已。恶毒点说来，他们在这里跟旅客身份相若，一样要用厕所、喝水、吃东西，一样要忍受寒冷的天气，若是没有带伞，回家路上照样得淋雨。
区团委的两个同事轮流通宵值班，早已疲惫不堪，看着我只有苦笑。
门外，饭终于来了，男人们冲出去，为了温饱努力抢占有利位置，结果却挡住了饭盒的运输，饭在卡车上下不来，急得送饭的师傅们大喊大叫，但他们声音被淹没在饥饿的人们的声浪里，显得微不足道。门里的女人们抱着小孩和行李，幽怨地盯着维持秩序的干警，仿佛是他们阻碍了自己的晚餐。
这是一幕让人哭笑不得的场景。
每年春运时节，人们表面上都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实际上不过是早就被车次和节日安排好程序的机械的行为，一旦程序出现问题，他们立刻变成了无主孤魂一般的彷徨。
有人徒步南下，寻找被困的女友和家人。
有人来回穿梭于火车站广场与庇护所之间，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
有人跟着别人手里的一个牌子奔跑，有人因为别人站起来而跟着站起来然后跟着坐下去，有人到处想找人问消息却实际上根本不知道到哪里才有消息……
上十万的人们在小小的火车站附近杂乱无章地流动着，几天吃不上饭睡不了觉，依然聚集着，完全没有散去的意思。广场上谣言纷纷，竟然直到1月29日还有人相信困了这么久是因为“火车坏了”，人们都觉得“哪里人多就往哪里去”似乎是最好的选择。
茫然，一片茫然。
何去？何从？孰真？孰假？人们找不到答案——或者说，不敢去相信任何一个答案，又乐意去执行别人已经执行的答案。
不知所以地跟着别人走，这并不只是滞留旅客的悲哀，而是作为一个群体的中国人的集体的悲哀。
晚上10点多，雨势忽小忽大，我们与下一班的同事交接之后，走出交易会馆。
这时，东方宾馆门外的路段人山人海，旅客们正在与几辆公交车的司机叫骂着，要往车上挤。为数不多的警察分散在人群中劝说着，后面的车子则排起了长龙。
我不知道这群旅客是不是刚才从5号馆冲出来的那一群，远远看去，他们浑身都是湿的，叫骂声中，隐隐可闻的，还是场馆里那些熟悉的幼稚的哭声。
我们一步三回头地走进了地铁站。
进站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时间，正是晚上11点。
对面的列车上，又是一车背着行李的旅客。
2008年1月30日凌晨
